泉上客三秋

 寻梦的足迹

   沈从文的家乡湘西凤凰是一个美丽的小城,在沈从文笔下“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善良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中走去,与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人人洁身信神,守法怕官……一切事保持纯朴习惯,遵从古礼。”在沈从文的记忆中,这是一个保持着近乎原始的生活方式.作为土生土长的他,沈从文不但十分熟悉这种原始形态的湘西生活,而且在他身上,完整地保留着湘西特点的传统文化思维模式,形成他天生的浪漫的乡土风格.一些研究者指出,在沈从文所见到的都市世界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形式,一种是上流社会的庸俗、虚伪、卑劣,丧失了伦理道德的人生形式.对这种形式,沈从文在早期的一篇《医生》（沈从文写过两篇医生，这是指收集在《虎雏》中的一篇）中，通过一个医生的梦境，隐喻着人类精神的无可救治。另一种是悲苦的都市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以那些处于城市下层的工人和贫民为代表,与他们相伴的是贫穷、灾难、饥饿和肮脏。正如《腐烂》中生活在贫民窟的贫民,整天生活在垃圾堆中,四周是腐臭的空气,却饱受着各种苛捐杂税的压迫;《生》中每天借玩木偶戏来寄托失去儿子的悲痛和愤怒的老人,而肉体上和精神上却承受着更大的痛苦。这种在人生的泥涂里挣扎的人生形式,跟上流社会那种灯红酒绿、物欲横流的人生形式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沈从文原先对城市文明怀着美好的想象,但是他见到的这两种人生形式却使他的美梦彻底粉碎。沈从文以他“乡下人”特有的美与善尺度来衡量两种人生形式,看到的只是随处可见的人性沉沦,社会的不公平、不合理,他那真诚纯朴的心灵无法与眼前的现实相妥协,他只能把追求理想生活的眼光又转向给他以美好记忆的湘西世界。因为,在对城市上流阶层和下层人民的人生形式作过对比以后,他意识到,城市人生是扭曲的,异化的,湘西那种乡村的人生形式才不悖乎人性。

但是,现实给了沈从文更沉重的打击。他离开后的故乡又变成了什么样子呢?三十年代回乡时的沈从文,目睹了其中的变化:“表面看来事物自然都有了很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一种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敬神鬼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原来湘西那种美好的民风已经给侵蚀得丧失殆尽了,人的品质已经变得庸俗和市侩气了;而本是纯洁坚贞的爱情,也由于“女人慢慢的像中国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而使她开始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它物质战胜而为无用之物。”在社会生活上,和谐静谧的局面已不可见了,到处是乌烟瘴气,到处是“靠说谎骗人的大绅士”,“靠狡诈杀人得名得利的伟人”,甚至连“人口的买卖行市与大规模官立鸦片烟馆”也堂皇地出现在社会上了。

   故乡的这些变化,是如此的令人痛心,沈从文不得不在痛苦的现实面前陷入沉思。在他看来,城市里的不合理人生形式,湘西民风的变化,都是近代文明侵蚀人的精神的结果,都是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作为一个对故乡、对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热爱之情的知识分子,他为这种现实感到痛苦,为这种现实下的中华民族的命运感到忧虑,他要寻求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来重新安排这个社会,使青年人活得更“庄严一些,也合理些”。而他固执的“乡下人”观念和故乡曾给过他的美好印象,决定了他要用乡下人固有的“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去取代社会中“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恢复淳朴、正直、勤俭的品德,重造眼前的人生社会。

沈从文坚信,“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这是一项艰苦的伟业，哪怕为此献身也在所不惜.在《月下小景》中的《医生》中，沈从文表达了这份对人类的关爱和献身精神。在他看来，艺术的目的和任务有两个，一是描写人生的痛苦和解脱之道，另一个就是重造正直伟大的人生。而在写作的同时，作者思想得到净化,本人也得到了解脱。

      在与城市文明的对抗中，沈从文首先经历了一个否定的过程，在早期的小说《虎雏》中，描写小兵虎雏被放置在城市中，接受现代文明的教育与文化，从野蛮湘西乡村来的他，做出直觉的抗争，最后他因在城里打死一个城市人而消失。他打死一个城市人，表示他打死了城市文明，他的消失暗喻乡下人逃到自然的乡村去寻找失落的生命与意义。沈从文在刻画都市人堕落的灵魂的同时，他也无时不刻在注视着城市商业文明侵袭下乡村正缓慢发生的一切。例如，在《三三》中呈现的是乡村中国的自然人发现都市人的变态及荒谬性，三三和她寡母住在苗区山弯堡子里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有一天，城里来了个白面书生，他原来是希望到乡下养病，享受农村田野的新鲜空气，吃些新鲜鸡蛋蔬菜，滋补身体，然后把病治好。从沈从文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知道，从追求张兆和开始，沈从文称呼她三三，这只心中的黑凤后来成为了沈夫人.沈从文作品中的人物显然深有用意，白面书生隐含了作者自身的处境。那就是在城市中的苦苦挣扎生命和灵魂的痛苦无法消减，他只有到湘西乡村去寻求医治的良方。三三的妈妈希望把女儿嫁给这位青年，然而身体的病好了，灵魂上的病却无可救药，城市人终于得狂病死了。在这里，死也是一个象征，因为在浪漫主义世界里，死意味着否定的否定，做为"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个浪漫派"，沈从文在作品中往往通过人物的死去摆脱精神的有限和分裂，达到主体与无限的和解。白面书生的死是一种对城市文明病的排斥，也是沈从文对一种新生的盼望。

   我们再把话题转到真正人生的构建。与其说《虎雏》和《三三》中表现了一种对城市人生的否定和催毁，那么边城则是对真正人生的构建和呼唤。沈从文美丽而又浪漫的爱情故事世人皆知，婚后的沈与张幸福而美满。但沈从文渐渐觉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于是,沈从文将他的“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他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排泄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与弥补。”这就是他的代表作品《边城》的产生的原因。作者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边城》“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同时他又对将来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他早“已觉得实在生活中间感到人与人精神相通的无望”。

  即使无望，依然等待，与翠翠的等待一样，他“存心走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只从自己头脑中建筑一种世界,委托文字来保留,期待那另一时代心与心的相通。”